刚刚还在土耳其，对希腊-罗马系神话有点沉迷。众所周知，土耳其是个颠覆认知的地方。旅行分两种，一种是给原本的认知打补丁，让有些模糊的细节清晰起来。另一种是把原本以为安放好的模块撬起来，重新洗牌。土耳其属于后者，年事已高的我，有点折腾不动了，但我承认，这个过程十分迷人。

在这个节点上，我跟诺兰的《奥德赛》撞了个满怀。我自然的抱有期待，又自然的失望。是的，诺兰让我失望了，《纽约时报》使用的字眼是“平庸”，正中我的下怀。说讨厌吧，绝不至于，但诺兰这次没有让我喜欢，这是大规模宣发引发的后续问题。

之前看《特洛伊》，我是热血喷张的，赫克托耳那种担当，让我赞颂英雄。剧烈的交战因为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而骤然停下来，没有人计较是不是再继续5分钟就能取胜。这哪是熟稔《三国》的中国人见过的。

其实，中国完全有相同的主题，将炙啖朱亥，持觞劝侯嬴。从英雄的时代走向计谋的时代，从贵族式体面到功利性算计，中国人，只一味赞颂诸葛亮，和荷马一样。这没有什么不好吧？诺兰却让奥德修斯为此抱歉。

为了这个抱歉，在冥府这种本该阿克琉斯重头戏的桥段，删去了英雄，把话语权给了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，枉死的士兵。阿加门农也只是絮叨了一下妻子的背叛[捂脸]，婆婆妈妈的。这是非常现代性的。现代性可以有很多定义，但无论如何绕不开“去中心化”，让英雄给权贵陪葬，让普通人成为主角。

我曾经怀疑祖国的现代性，倒是在经济不再高歌猛进的当下，越来越感觉到现代性的扑面而来。蒋方舟到底占用了多少公共资源，用来讲述了她的平庸？公众对她的反感，尽管夹杂着许多人性幽暗，但如此巨大的“容不下”，本质上和现代性相关。

现代性，不再接纳造神，不再接纳权威，不再接纳中心，不再接纳少年天才。每个人都是15分钟的明星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。大人物，闭嘴吧。阿克琉斯的消逝和普通士兵的话语权，是这种现代性的体现。

这没有问题，这也呼应诺兰的主题——兴冲冲的英雄奥德修斯，在现代，变成了一个犹豫、忏悔，甚至阴郁的复仇者[捂脸]既然忏悔，就不要复仇了。但奥德修斯在为自己使诡计破坏了宙斯的规则而深陷自责的下一秒，就像萧峰勇闯聚贤庄一样，反杀所有求婚者……这很难理解。

就像诺兰在仲树的采访中说的那样：什么也改变不了，即使在忏悔，也绝没有要赎罪，该破坏，继续破坏。这比荷马的奥德修斯坏多了。在荷马那里，特洛伊木马不叫阴谋，叫智谋，是可以洋洋自得的。诺兰的奥德修斯上一秒为木马计深陷自责，阴郁、徘徊后，下一秒就跳起来杀人，这是心理上的知法犯法，只能犯得更深刻。

这又扯出来另一个问题。随着现代性的演进（我发现这需要一代新的人，老一代，哪怕再有悟性，也不可能）很多当年的好剧被翻车。《父母爱情》也翻了，剧中关于德华是处女一事，在当时的价值观里，很像是扳回一局，一心求精神共鸣的老丁，求而不得之后得到一个处女，被视为一种补偿。现代性不允许当然这样的价值观，《父母爱情》被钉上耻辱柱。我们看待一个作品，究竟是放在它发生的那个当下看，还是放在我们的当下看，这是个问题。

我们能不能要求2500年前的英雄不为自己的智谋骄傲，而是忏悔？诸葛亮，其实也有反对的声音，那是见过他的计谋杀戮的残忍的四川人。不再在战场上以体面的方式，用信义和武力交战，而转为以取胜为目的的谋略之战，是人类的进步吧？毕竟四两拨了千斤。但它的另一面，是荣耀和信赖的崩塌。诺兰为此而哀悼，我看到了从《奥本海默》开始的，他的哀悼。他把这种现代性的哀悼加进了人物和故事中。而我感觉到的，不好意思，是平庸。

我们不得不承认，在被仲树称为“伟大必须道歉”的时代，代替了阿克琉斯的普通士兵，有阿克琉斯那样隽永的发言吗？士兵对奥德修斯说：你连我都骗。又请奥德修斯转述：把屈辱还给那个反派。阿克琉斯说：我宁愿成为名不见经传的穷苦农夫，也不愿在冥界做重亡灵的王。

是啊，小人物关心自己的命运，关心自己的委屈，关心自己的屈辱，而英雄，关心哲学。我对小人物和诺兰的选择都没有异议，但我认为，平庸。这是现代性需要解决的问题，在人均自媒体的时代，专业、训练有素、家国情怀都变得可以解构、调侃。但除了一地鸡毛，每个小人物的基站，除了不停追求奇观的喧嚣，究竟怎么解决多中心、多如恒河沙的中心...的平庸？

回到我自己的问题，诺兰杀掉了我对希腊神话的沉溺，非常扫兴。我愿意回到荷马的时代，跟他一起津津乐道英雄的奇幻冒险，并接受英雄对自己不自知的恶的洋洋自得。我不需要他们穿越2500年来为自己的伟大道歉，我希望他们继续思考或者感知死亡的枯寂和幽暗，并告诉我，活着很好，哪怕是平庸而穷苦的农夫。

平庸，就平庸着，不再需要歌颂。歌颂，应该跟英雄一起落幕，随上一个时代而结束。这个结论使我虚无，我想，我们还是可以找到答案、解决问题的。

【附：《纽约时报》| “奥德赛”被重塑以服务于我们的文化战争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