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、头部的自身比例问题

1959年秋冬之际，为了毕业创作和写作古代雕刻史的论文，我在龙门石窟住了40多天，日日与佛像为伴，天未亮就起身，在温泉洗刷，晚间在温泉濯足，这段时间，虽然饮食上困难些，但由于有好的环境，精神上很自在。龙门是个好地方，伊水静静地在山下流过，河边有一条南北通衢，但只有不多的几个农民偶尔在那里走过，在这样的环境中研究和学习可说是一种享受，我曾爬到山上，仔仔细细分析卢舍那大佛的形象和地面上看到的是否一样，结果地面看到的是圆脸，山上看到的是长脸，两个眼睛有高低，但阳光照在脸上时，就看不出这个缺陷，特别在圆月的晚上，朦胧中一张圆圆的脸朝向你微笑，在万籁寂静中，哪能想得到上下观察有如此大的不同呢?还有一个例子是大足石刻中的日月观音，这个像的位置处在洞口，它首先沐浴早上升起的阳光，当第一束光线照到脸上时，人们能看到一个健康的、青春美丽的少女，平静的身子加上有动感的六条手臂，容光焕发的青春活力可以让人久久不能离去，这是一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上的光彩效果造成的。因为有一次我爬上一个脚手架，看到的则是一个老太太的脸，这又是一个上下观察得到不同结果的例子。这好比看大楼的窗子，其顶部的窗总比底下的窗尺寸矮一些，通常我们称这是透视问题，高与宽尚可以经过努力做到预期效果，但一些倾斜的五官，例如眼、眉毛、鼻翼、嘴角等等，要设想到将来的效果，在地面上制作，依然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课题。文革后有了一个宽松的环境，我带着这些问题做了一尊观音像，我把脸部做得很长很尖，可以说是瓜子脸，塑造的时候我一直下蹲观察，做完后我把它置于高处，这就比平视舒服了好多。所以这次的108m大像，基本上搬用了这个脸部，在放大前，又做了一个试验，把一口大大的铝锅搬上钢结构骨架的顶端，肉眼见到的是一个扁锅子，所以下定决心将脸拉得长长的，看上去实在不像菩萨脸。为解决这个问题，钱绍武建议将头部放到山上去做，但没有这样的环境，最后只好放在一个高出地面9m的平台上放大，这已经很难了，因为l8m高的头部(自风斗到锁骨)本身自重和吃风，在海边都是大问题，最后拉了不少缆绳，再在平台下用钢管密密地搭上脚手架支撑着，总算没有出事故。钱绍武还建议每隔一段距离拍一张照片来研究分析透视变化，但是因头部的高大，当你靠近雕像时镜头已无法拍摄到整个头部，还有横线的变化也不容易在照片上见到效果。最后基本上按预定的设想塑完头部，当后期锻造完头部，安装结束后又作了调整，特别是朝北的脸，将后脑后仰16cm，使脸部素描关系提亮。眼睛的横线条，地面所塑没有达到预期效果，所以又将上眼皮的高度割去一条边，最大的尺寸达到6cm，下眼皮割去lcm，如今肉眼看得到的距离，睑部的效果是圆的，和原先在平台上做的已经完全不是一码事了，要是在地面上做成正常的脸部，那么最后高处的效果一定是扁宽的睑。

三、第三个问题是肩部

肩的高低是容易被人忽视的，因为颈长颈短是常见不怪的，大型雕像肩峰轮廓线由于视线前后移动的关系，在低处看到的未必是真正的肩峰，靠近了看到的是前移的轮廓线，这个时候就会觉得颈子长。文革以后，上海油画雕塑院负责做上海龙华庙的菩萨，本尊毗卢遮那佛定稿经审定比例正常，但当按足尺放大后肩部特低，后来在原尺寸的基础上又加了二十多簸箕的泥巴，才觉得比例合理。另一个例子是石湾的陶瓷雕塑家刘泽棉为安徽做了一尊“老子”像，其稿子从形象、表情到比例都非常动人。由于借上海油画雕塑院大厅场地放大，他本人有事无法来上海，委托我替他监制，应该说定稿的肩部是够高的，但一经放大，肩部明显的低了，于是加土，以达到定稿的效果，但尺寸却比原稿放大应有的尺寸高了近60cm。由于这两个教训，这次做稿子时有意加高肩部，但锻造吊装完毕拆下脚手架时，看到的肩部还是低，一个原因是预计还是不足，另一个原因是背光由于抗风关系临时加厚，总尺寸已定，只好牺牲肩部厚度，切割削薄了肩部，原来的肩峰失去了，与背光交接的轮廓线前移了，这样一来肩部就更低了，这是大像的一个缺憾，只好有待今后改进了。

    以上是大像比例问题，其实做大像还有许多问题，例如主体以外的形体的比例问题。文革中主席的大招手，常常感到手有问题，横的手和垂直的手是不是必须一个尺寸，都可以研究。最重要的问题是五官，戏剧家盖叫天先生当年上课时说一个亮相，头要上抬，眼睛要拼命睁大，可以让后排和高处包厢看到你的形象，这点道理是不是也适用于大型雕刻，我认为都需大家今后研究探讨，这里只是一点个人意见，写出来求证于大家。

附：关于海南观音放大工作总结的跋/钱绍武

108m高的海南观音巨像是目前最大的雕像了。徐勇良先生从中标开始到开光落成共花了6年多的时间，他吸取了领导、群众和专家们的多方面意见，反复推敲，不厌其烦地修改着实令人钦佩．别的不说，就我参与此事的例子就让我难忘。当我第三次到现场考察学习时，发现放大泥稿的现场太小，很难判断远距离观赏时的透视变化，于是提了个小建议。结果是领导下决心，彻底改变了放大环境，我这一句话使放大工作推后了3个月，多花了300多万人民币。当然也保证了放大工作的艺术质量。勇良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和领导上的认真对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做这种巨像的机会是不多的，很多的具体经验尤其可贵．勇良现在拿来了他的总结。我赞赏他的无私，更赞赏他认真细致地保存了各个放大阶段的第一手资料。我以为这将极大地推动我们新中国的雕塑事业。 

（中国佛教文化信息中心提供    文/《雕塑》徐勇良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