乾隆皇帝的《喇嘛说》碑文，几百年前的统治者对“活佛转世”其实就有很清醒的认识了，相比之下某些现代人还不清楚历史，缺乏常识认知，这里脑补一下：
（注：西番即西藏，高僧帕克巴即八思巴。呼土克图即“活佛”，呼必勒罕即“转世灵童”，来自蒙语音译。）
原文
喇嘛说
佛法始自天竺，东流而至西番。其番僧又相传，称为喇嘛。喇嘛之字，汉书不载，元明史中或讹书为剌马。予细思其义，盖西番语谓上曰喇，谓无曰嘛。喇嘛者，谓无上，即汉语称僧为上上人之意耳。喇嘛又称黄教。盖自西番高僧帕克巴始，盛于元，沿及于明，封帝师、国师者皆有之。
我朝惟康熙年间只封一章嘉国师，相袭至今。其达赖喇嘛、班禅额尔德尼之号，不过沿元明之旧，换其袭勑耳。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，各部蒙古一心归之。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，所系非小，故不可不保护之，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。其呼土克图之相袭，乃以僧家无子，授之徒，与子何异，故必觅一聪慧有福相者，俾为呼必勒罕，幼而习之，长成乃称呼土克图。此亦无可如何中之权巧方便耳。
其来已久，不可殚述，孰意近世，其风日下，所生之呼必勒罕，率出一族。斯则与世袭爵禄何异，予意以为大不然。盖佛本无生，岂有转世，但使今无转世之呼土克图，则数万番僧无所皈依，不得不如此耳。去岁廓尔喀之听沙玛尔巴之语，劫掠藏地，已其明验。虽兴兵进剿，彼即畏罪请降，藏地以安。然转生之呼必勒罕出于一族，是乃为私。佛岂有私？故不可不禁。
兹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，于凡转世之呼必勒罕，众所举数人，各书其名置瓶中，掣签以定，虽不能尽去其弊，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，或略公矣。夫定其事之是非者，必习其事，而又明其理，然后可。予若不习番经，不能为此言，始习之时，或有议为过，兴黄教者，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，则今之新旧蒙古，畏威怀德，太平数十年可得乎？且后藏煽乱之喇嘛即正以法，元朝曾有是乎？盖举大事者，必有其时与其会，而更在乎公与明，时会至而无公与明以断之，而不能也，有公明之断，而非其时与会，亦望洋而不能成。兹之降廓尔喀，定呼必勒罕，适逢时会，不动声色以成之。去转生一族之私，合内外蒙古之愿。当耄近归政之年，复成此事，安藏辑藩，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，予幸在兹，予敬亦在兹矣。
乾隆五十有七年 岁次壬子 孟冬月之上浣
御笔
译文 ：
北京雍和宫御制《喇嘛说》汉文碑文翻译：
佛法最初源自于古印度，后来向东流传到了西藏。西藏的僧人又将佛法传承开来，这些人被称为“喇嘛”。“喇嘛”二字，在《汉书》中没有记载，元、明两朝的史料中有记载，但或许是错误地写成了“剌马”。我（乾隆）仔细地思维过其含义：在西藏语中，把“上”叫做“喇”，把“无”叫做“嘛”。因此，所谓的“喇嘛”就是“无上”，意思就相当于汉语中把出家僧人称为“上上人”。
“喇嘛”通常是对黄教僧人的称呼，此教派从西藏高僧八思巴开始，兴盛于元朝，并延续到了明朝。期间，该派僧人有被封为帝师和国师的。到了我朝（清），唯有康熙年间只封了一位章嘉国师，而沿袭至今。至于“达赖喇嘛”、“班禅额尔德尼”等称号，不过是沿用了元明两朝的旧习，仅仅更换了敕印（由清政府颁给敕印，命令其统治中外黄教）而已。中外黄教的事物都交给这两个人来管理，蒙古各个部落一心归依他们。之所以支持黄教的兴盛，是为了安抚蒙古众部落，由于此举所涉及的事务非同小可，因此不能不对其管理制度加以保护。这样做，并非像元朝统治者那样，对藏僧以邪曲而包庇、以谄媚而恭敬。
所谓西藏“活佛”的传袭制度，就是由于僧人没有孩子，便将这一称号授予徒弟，与传给儿子并没有什么不同。因此必须要找一位聪明且有福相的弟子，使其作为“转世灵童”，自幼便对其加以训练教导，长大之后便称其为“活佛”。这样做也是无可奈何中的权巧方便而已，这样的制度沿用很长时间，无法详尽阐述。
谁知到了近代，这样的活佛制度世风日下，那些出生的转世灵童，全部都出自同一个家族，这与子承父业的世袭爵禄制度有何不同？我认为这样做非常不合理。佛原本无生，又哪里来的“转世”之说？但假使今天没有转世的活佛，那么数万藏僧便没有皈依处，这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而已。去年廓尔喀轻信沙玛尔巴的教唆，抢劫并掠夺藏地的事情，已成为明显的验证。虽然当时朝廷起兵进行围剿，沙玛尔巴畏罪投降，藏地得以安定，但转世灵童出自同一家族，却是处于一己私利。佛哪里有私心？所以对此不能不加以禁止。
为此，我定制了一个金瓶送往西藏，规定：但凡转世灵童，可由大家推举几个人，各自将名字写下放置在瓶中，抽签决定人选。这样做虽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，但同以前由一人授权的做法相比，或许稍稍公正一些。
要决定一件事情的对与错，必须首先了解这件事，而且还要明白其中道理，然后才可以进行下去。我如果不去学习藏人的经典，也不能说出这样的话。在我最初学习的时候，就有人曾议论，说什么我振兴黄教过了头。假如我是为了整顿的功绩而谋求虚名，那么今天新旧蒙古族对朝廷畏威怀德，且太平安定了数十年，这样的局面会出现吗？而且，后藏地区煽动叛乱的喇嘛，我也当即将其正法，试问元朝统治者可曾有此举动？凡是成就大事的人，必定要有时运与机会，并且更要有一颗公正与智慧的心，因为:仅仅有时机，而没有公正与智慧对其加以判断，也无法成功；同样，仅仅有公正和智慧的判断，而时机不对，也是望洋兴叹而不能成功。由此，打败廓尔喀以及“金瓶掣签”制定转世灵通等举措，正是时机已到，不动声色而成办的。这样做，既消除了同族转生制度带来的私欲，又符合内外蒙古共同的意愿。
在我这个年近八十（此处由@子矜 指出，原译文为六十，但翻译的人是电气工程系毕业( ´ ▽ ` )ﾉ）、即将归还政权的年龄，能完成此事，安抚西藏，能够奠定国家清平的基础，使其得以长久，我所庆幸的正在于此，我所敬重的也在于此。
乾隆五十七年 壬子年十月上旬 御笔
如理思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