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道德经》第37章说：“道常无为而无不为”，第48章又说：“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，损之又损，又至于无为，无为而无不为矣，”两处都肯定了“无为而无不为”就是道；它既是“道”的本性，也是“道”的现象，同时又是“道”的作用。 在道教中以“无为而无不为”作为他们的思想准则。

　　《庄子.天地篇》中说：“古之蓄天下者，无欲而天下足，无为而万物化。”

　　《列子.黄帝篇》中说， 华胥之国是顺自然而治的，他所说的“自然”，事实也就等于“无为而无不为。”

　　《道德经》第2章说：“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，我无事而民自富，我无欲而民自朴。 ”第37章又说：道常无为而无不为，侯王若能守之，万物将自化。” 无为而治，作为一种思想策略，是人君的“南面之术”，“无为”是指君主的无为、而不是指一般人的无为，我无为我好静、我无事、我无欲都与“无为”意见相通，其主体都是我（指诸侯王或君主），只要诸侯王坚持“无一为”，人民就可以自化、自正、自富、自朴，实际上是提供人民的“有为”的。一方面提出君主“无为”，另一方面要求人民“有为”， 这正是《老子》思想的精深博大之处。君主的“无为”，人民才可以“无不为”，因为君主“无为”就能顺民之性，因民之情而治，这样就可以放宽对人民的束缚，人民应可以相对的发挥自己的创造性，“八仙飘海，各显神通”，从而达到自化、自正、自富、自朴，这不正是“无不为”吗？

　　　西汉初年，汉文帝和景帝（公元前179-141）曾以这种思想和主张来治理天下，实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治，使战国以来严重的经济破坏获得好转，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“文景之治”。后来，《太平经》中，更以“无为而无不为”，作为致太平的根本，它说：“上古所以无为而治，得道意得天心者”。又说：“ 垂拱无为，弃不祥”。它还将“无为而无不为”直接说成了“道”，它说：“王者行道，天地喜悦；失道，天地为灾异”。又说：“夫王者静思道德，行道安身，求长生自养。”很明显，它所说的“道”，就是老子的“道”，实在也就是“无为而无不为” 。 提倡“无为而无不为”，同时也是反对诸侯王的胡作妄为，春秋战国之际，天下大乱，统治者大都昏庸暴虐。为所欲为，他们发动战争，争城夺地，杀人盈野，或者由于求生之 厚，无休止地搜刮民脂民膏，以满足自己的“服文彩，带利剑，厌饮食”的奢侈生活，弄得民不聊生，国不得治。老子目睹这一社会现实，从理论上进行反思，认为根子在于诸侯王实行“有为而治”，他说：“民之难治，以其上之有为，是以难治”，为此，针锋相对地提出“无为而治”和“无为而无不为”的主张。

　　老子用天道自然的思想作为理论依据，他说：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，又说，“万物作焉而不辞， 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功成而弗居”，即无为而任自然，因此，人道应同天道一样，无为而自然。《道德经》第5章说：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，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”，“天地”和“圣人”都坚持不施仁恩，（即无为），分别把万物和百姓作为祭神用过的草狗，任其自生自灭，自作自息，毫无怜惜之意，这正是无为而任其自然的表现。 同时道教中还以“无为而无不为”作为他们处世哲学的主要原则，《淮南子.原道训》中说：“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；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”。《文子.上仁篇》中说： “夫道退故能先，守柔弱故能矜，自身卑下故能高人，自损弊故坚实，自亏缺故盈全， 处浊辱故新鲜，见不足故能贤，道无为而无不为也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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